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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灯下谈史] “以扇障面”考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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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老放歌 发表于 2017-2-5 06:5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“以扇障面”考辨
            
邵伯温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云:“当东坡盛时,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。后东坡南迁,公麟在京师,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,以扇障面不一揖。其薄如此。”
长期以来,学术界有些人对这则笔记津津乐道,甚至有人斥责李公麟为“势力之人”。
事实果真如此么?我认真查阅史料,觉得邵伯温这则笔记严重失实。下面冒昧提出个人见解,就正于方家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一、“东坡南迁”,叔党(苏过),乃至“苏氏两院子弟”不在京师
邵伯温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中云,“公麟在京师,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”,没有具体明说“苏氏两院子弟”是谁,但《雪楼诗跋》则明确指出“苏公坐谪时,有在都城见叔党而障面者。”郑秉谦先生在《苏轼的贬逐生涯初探》一文中更是明白地说:“这种人中就有公麟,他时遇苏家小辈以扇遮面。”
“东坡南迁”,一般指苏轼晚年被政敌陷害,贬谪惠州和儋州。“南迁”一词最早见于苏轼《至昌化军谢表》:“臣寻于当月十九日起离惠州,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军讫者。并鬼门而东骛,浮瘴海以南迁。”孔凡礼《苏轼年谱》云:东坡“得谪惠命,乃命迨归阳羡从迈居,独挈过及朝云赴惠。”后来,苏迈和苏过家眷也来惠州。事见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:“是时惟迈、过两房至惠,其迨一房尚居宜兴,已授承务郎,公仍令举进士,故不至也。”苏过与父赴惠州途中,作诗《和大人游罗浮山》《白水岩汤泉》等。苏轼《游罗浮山记》云:“绍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,东坡公迁于惠州,舣舟泊头镇,明晨肩舆十五里,至罗浮……同游者幼子过。”并作诗《游罗浮山一诗示儿子过》。苏过陪苏轼居惠州期间有诗《次韵大人五更山吐月》《大人生日》《松风亭词》等,描写谪居惠州的生活情景。
绍圣四年(1097年)四月,苏轼再遭贬。这次苏轼被贬到更荒凉的儋州。据《苏轼年谱》载:“十九日与过离惠,与家人苦诀别。”又据舒大刚等《苏过年谱》载:“四月十七日,责授文告传至惠州,十九日苏轼离惠州,苏过随行,苏迈留处惠州。”“过妻未随行”⑴。苏辙《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》也云:“东坡先生谪居儋耳,置家罗浮之下,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。”苏过与苏轼在儋州,吟诗作赋,自我娱乐。苏过有诗《椰子冠》《己卯冬至,儋人携具见饮,既罢,有怀惠许兄弟》《五色雀和大人韵》等。苏轼有诗《上元夜,过赴儋守召,独坐有感》《过子忽出新意,以山芋作玉糁羹,色香味皆奇绝。天上酡酥则不可知,人间绝无此味也》《用过韵,冬至与诸生饮》《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》等。
以上举例证实东坡南迁时,苏过就在其身边侍候。据《苏轼年谱》记载,苏过在京师的时间只有元祐元年(1086年)至元祐四年(1089年),后来,因苏轼往返于杭州、颍州、扬州等地任职,元祐六年至元祐八年,则有时进出于京师。苏过在京师时,正是苏轼受到重用,官居高位之时,并非南迁时。
绍圣元年(1094年),苏轼与苏辙命交厄运,接连降职。孔凡礼《苏辙年谱》记载,绍圣元年二月二十六日,“苏辙除端明殿学士,知汝州”。这一年四月,十一日,苏轼降英州,六月初五,苏辙降左朝议大夫,知袁州。同月“十二日,得袁州告,离汝州,赴袁州,留家颍州。”苏辙接二连三遭受降职。苏辙《和迟田舍杂诗九首·引》云:“吾家本眉山,……仕宦流落,不能复归。中窜岭南,诸子不能尽从,留之颍川,买田筑室,除饥寒之患。又据苏辙《次迟田韵二首》云:“老谪江南岸,万里修烝尝。三子留二子,嵩少道路长。累以二孀女,辛勤具餱粮。”三子,指苏辙的三个儿子苏迟、苏适、苏远。苏辙被贬岭南,长子苏迟和次子苏适留颍川,只有三子苏远与苏辙同行。二孀,即两位守寡的女儿。苏辙《卜居赋》云:“既而,自筠迁雷,自雷迁循,凡七年而归。”“万里谪南荒,三子从一幼。”⑵
这样说来,“东坡南迁”时,苏轼的儿子们、苏辙的儿子们都不在京师。苏过《己卯冬至,儋人携具见饮,既罢,有怀惠许兄弟》诗可再作旁证。惠,即惠州;许,即许州,古称颍川。既然“苏氏两院弟子”都不在京师,那么,何来“东坡南迁,公麟在京师,遇苏氏两院弟子于途,以扇障面不一揖”的事发生呢?显然,“以扇障面”之说是无中生有。善良的学人被邵伯温们骗了几百年。
、苏轼晚年与李公麟的情感一如既往
苏轼“是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多种艺术才能和革新创造精神的杰出作家,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的文坛领袖”⑶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说苏轼的文学作品“浑涵光芒,雄视百代”。林语堂则说,苏轼“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”⑷。
李伯时“好古博学,长于诗”,“雅善画”,“传写人物尤精”⑸,“世称宋画第一”⑹。
他们以诗画交往,磋商艺术,建立起深厚的友情,直至晚年两人情感一如既往。
(一)苏轼北归途中选择卜居时,意决往龙舒,为的是可以与李公麟时常见面。绍圣年间,苏轼遭受沉重的打击,一贬再贬,最后到了海角天涯。苏轼遇赦北归,究竟到哪里安居,他曾考虑去舒州、颍昌、常州,举棋不定。据孔凡礼先生考证,苏轼北归时首先考虑安居舒州。他在给李惟熙信中说:“偶得生还,平生爱龙舒风土,欲卜居为终老之计。”⑺后来苏轼到了韶州,李公麟弟弟李公寅时为韶州通判,劝苏轼在舒州住下来,苏轼卜居舒州的愿望更加坚定。按常理,苏轼与李公麟情感淡薄,甚至恶化了,决不会有“遂见伯时为善”⑻的想法。
(二)当苏轼北归途中听说李公麟患病,马上去信问候。苏轼与李公麟的交情,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,李公麟是“势力之人”。苏轼有一则北归途中写给李公寅(亮工)的信最能证明苏轼与李公麟晚年的深厚友情:
某乏人修状,手启为答,幸望宽恕。见孙叔静,言伯时顷者微嗽,不知得近信否?已全安未?余非面莫究。⑼
苏轼北归途中听说李公麟“顷者微嗽”,十分牵挂,便立马投书问候,并表示未能亲临问候的内疚。没有深厚的交情,能说出这样的话语吗?如果苏轼晚年对与李公麟没有好感,苏轼也没有必要在此假仁假意,讨好李公寅。苏轼不是这种人。这些都是苏轼书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,决不是别人笔记的传说。
(三)绍圣四年(1097年)三月间,苏轼为李公麟所画《三马图》作赞。苏轼谪居惠州,“阅旧书画”,想起“尝私请于承议郎李公麟,画当时三骏马之状”,“追思一时之事,而叹三马之神骏,乃为之赞”⑽。苏轼远谪岭外,李公麟在京师时画三骏马之事仍萦绕于胸间,旧情难忘。
(四)李公麟为落难天涯的苏轼画《东坡笠屐图》,以图像留下苏轼在儋州的笠屐韵事。苏轼曾作《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》称赞李公麟画艺超卓,为确立李公麟的绘画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。李公麟与苏轼的交往,则以画传递情感。他曾多次为苏轼画像,如《按藤杖坐盘像》《西园雅集图》《金山画像》等。李公麟是否首创《东坡笠屐图》,事见翁方纲《复初斋诗集》。翁方纲《朱兰嵎临龙眠画东坡笠屐图,山阴朱兰圃复摹帧,载题其后》云:“妙手一视之,浩气千秋亘。岂惟酒非嗜,抑且诗其剩。剡藤粉本摹,正色寒芒迸。不敢轻挂壁,瞻近晨与暝。朱也复摹朱,虎贲非优孟。弗假观者题,自倚笔锋劲。”翁方纲明确指出“朱兰嵎临龙眠画东坡笠屐图”。《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先生生日同人集苏斋像作》又云:“果有龙眠笠屐图,摹来江左人如晤。笔力挽回五百年,纱縠行边记初度。”两则信息证实《东坡笠屐图》为李公麟首画,朱兰嵎临摹。又清人杨钟义《雪桥诗话出集》也说“朱兰嵎临龙眠画《东坡笠屐图》,山阴朱兰圃复摹帧”。有人否认李公麟首创《东坡笠屐图》,其主要理由是没有李公麟的《东坡笠屐图》真迹遗存于世。最近查阅曹树铭的《东坡词编年校注及其研究》一书,发现他收藏的李公麟画的《东坡笠屐图》。图中有李公麟的题词:“先生在儋,访诸梨(曹树铭考“梨”与“黎”通用),不遇。暴雨大作,假农人箬笠木屐而归。市人争视之,先生自得幽野之趣。”图下有曹树铭注释:“龙眠于元符三年因病致仕,前图(指《苏东坡与春梦婆》——笔者)及此图俱系东坡在儋州时事,且无论从笔触及题字言,证之元汤厚《古今画鑑》所称:‘伯时暮年作画苍古,字亦老成。余尝见徐神翁像,笔墨草草,神气炯然。上有二绝句,亦老笔所书,甚佳。’可必此数图为龙眠致仕后暮年之作。一九六四年编者旅游台北时,书家于右任氏盛称此五图题字高古遒劲,沈著之极,为宋人书中渠生平所仅见云。”曹树铭对李公麟研究造诣极深,有专著《李龙眠之研究》。因此,这位近代著名学者、教育家收藏的这幅《东坡笠屐图》为李公麟的真迹,真实可信。白纸黑字,证据确凿,说什么《东坡笠屐图》为“琼州人”首创,那才是“子虚乌有”。
(五)苏轼北归途中作《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》《李伯时画其弟亮工〈旧隐宅图〉》表达对李伯时的友情。苏轼北归时,李公麟正在舒州养病。他在《次韵韶州倅李通直二首》其二云:“青山只在古城隅,万里归来卜筑初。会见四山朝鹤驾,更看三李跨鲸鱼。”李通直,即李公寅。“三李”指李公麟兄弟及李元中。他们三人同登进士,故有“跨鲸鱼”之说。从诗意看,苏轼只是想象公寅也回来,一起盘桓,享受龙眠山的风光。苏轼没有到达舒州,只不过表示一种急切的心情,仿佛自己已经到了舒州。孔凡礼说,“足见其向往龙舒之深”⑾。此诗透露出苏轼对李公麟的思念,一种友好的情感在字里行间回荡。苏轼在常州病逝,距离韶州次韵李公寅的诗只不过七个月。如果李公麟是薄情人,苏轼还会远在岭外海外想念他吗?
苏轼最后没有卜居舒州,并不是因为李公麟的薄情,究其原因有三:一是苏辙的苦劝。他说:“今得子由书,苦劝归颍昌,已决意从之矣。”⑿苏轼兄弟情同手足。苏轼在《初别子由》云:“岂独为吾弟,要是贤友生。”苏辙在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则云:“抚我则兄,诲我则师。”兄弟相聚,是他们的共同愿望,但是,苏轼后来没有去颍昌,那是因为他考虑靠近京师,怕再受打击,不适宜居住。二是苏轼在常州有田产,舒州则无。苏轼当初打算卜居舒州,曾希望李惟熙在舒州帮他置一点田产,但此事没有实现。三是常州有着浓郁的风土人情。苏轼《踏莎行·荆溪写景》赞美常州风光:“山秀芙蓉,溪明罨画,真游洞穴沧波下。临风慨相斩蛟人,长桥千载犹横跨。”常州还有钱济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。据当代学者考证,苏轼曾十四次涉足常州。他爱上常州,曾向朝廷上书《乞常州居住表》。
孔凡礼在《苏东坡与舒州》对苏轼放弃卜居舒州,作出客观的论述,表达一种惋惜,未见说是因为没有可靠的朋友。
三、正史对李公麟的评价
《宋史·李公麟传》给李公麟作出高度的评价:“襟度超轶,名士交誉之。”这两句的大意是,李公麟胸襟气度超脱,名流雅士交口称誉他。正史的记载是正面的,未见劣迹记载。然而,正史“名士交誉之”的称赞到了笔记则变调为“以扇障面不一揖”的指责。有人信以为真,仅凭这则笔记信息,便把李公麟一棍打死,有失公允。
邵伯温的记载,他并非亲睹,只是听“晁以道言”。 其实,前人的笔记有许多记载并不真实。譬如,邵伯温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载:“东坡既迁黄冈,京师盛传白日仙去。”王若虚《滹南诗话》引晁无咎的话:“眉山公之词短于情。”《长水日抄》载:‘东坡谪惠州,林草制词,极其诋毁訾,云:“轼罪恶甚,论法当死,先皇帝赦而不诛,于轼恩德厚矣。朕初即位,政出权臣,引轼兄弟以为己助,自谓得计,罔有悛心。若讥朕过失,何所不容。乃代予言,诬诋圣考,乖父子之亲,害君臣之义。在于行路,犹不戴天;顾视士民,复何面目?”“虽轼辨足以饰非,言足以惑众,自绝君亲,又将奚憝?’”林,即林希。凡元祐名臣的贬黜制文,皆出自此人的手笔。事实证明这三则笔记皆为不实之词。尤其是第三则,其语言之恶毒,强加于苏轼的罪名,可谓罪大恶极。难道,我们也信以为真,以此来评价苏轼?对待古书上的记载,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,分析比较,去伪存真,不凭感情用事。
“以扇障面”是一桩历史公案。通过上述举例分析,应该作出公正的结论:“以扇障面”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谎言。现在值得我们冷静深思:为什么这则失实的笔记流传几百年不被识破?其中是否有什么隐情?
到时候了,对给李公麟脸上抹黑的言论应推翻,还历史一个真面目。
释:
⑴孔凡礼:《苏轼年谱》北京:中华书局  1998年版
⑵苏辙:《苏辙集》《次远韵》北京:中华书局 1990年版
⑶朱靖华:《苏轼论》 北京:京华出版社 1997年版
⑷林语堂:《苏东坡传》 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
⑸《宋史·李公麟传》 北京:中华书局 1977年版
⑹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 主编:《苏轼全集校注》卷二十八 石家庄;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
⑺⑻孔凡礼点校:《苏轼文集》卷五十八 北京:中华书局 1986年版
⑼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 主编:《苏轼全集校注》卷五十八 石家庄;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
⑽苏轼:《苏轼文集》《三马图赞》北京:中华书局  1986年版
⑾孔凡礼:《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》《苏东坡与舒州》 北京:学苑出版社 1999年版
⑿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 主编:《苏轼全集校注》卷六十 石家庄;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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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扇障面”考辨(修订稿)

   “以扇障面”考辨(修订稿)
            
邵伯温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云:“当东坡盛时,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。后东坡南迁,公麟在京师,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,以扇障面不一揖。其薄如此。”
长期以来,学术界有些人对这则笔记津津乐道,甚至有人斥责李公麟为“势力之人”。
事实果真如此么?我认真查阅史料,觉得邵伯温这则笔记严重失实。下面冒昧提出个人见解,就正于方家。
一、“东坡南迁”,叔党(苏过),乃至“苏氏两院子弟”不在京师
邵伯温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中云,“公麟在京师,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”,没有具体明说“苏氏两院子弟”是谁,但《雪楼诗跋》则明确指出“苏公坐谪时,有在都城见叔党而障面者。”郑秉谦先生在《苏轼的贬逐生涯初探》一文中更是明白地说:“这种人中就有公麟,他时遇苏家小辈以扇遮面。”
“东坡南迁”,一般指苏轼晚年被政敌陷害,贬谪惠州和儋州。“南迁”一词最早见于苏轼《至昌化军谢表》:“臣寻于当月十九日起离惠州,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军讫者。并鬼门而东骛,浮瘴海以南迁。”孔凡礼《苏轼年谱》云:东坡“得谪惠命,乃命迨归阳羡从迈居,独挈过及朝云赴惠。”后来,苏迈和苏过家眷也来惠州。事见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:“是时惟迈、过两房至惠,其迨一房尚居宜兴,已授承务郎,公仍令举进士,故不至也。”苏过与父赴惠州途中,作诗《和大人游罗浮山》《白水岩汤泉》等。苏轼《游罗浮山记》云:“绍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,东坡公迁于惠州,舣舟泊头镇,明晨肩舆十五里,至罗浮……同游者幼子过。”并作诗《游罗浮山一诗示儿子过》。苏过陪苏轼居惠州期间有诗《次韵大人五更山吐月》《大人生日》《松风亭词》等,描写谪居惠州的生活情景。
绍圣四年(1097年)四月,苏轼再遭贬。这次苏轼被贬到更荒凉的儋州。据《苏轼年谱》载:“十九日与过离惠,与家人苦诀别。”又据舒大刚等《苏过年谱》载:“四月十七日,责授文告传至惠州,十九日苏轼离惠州,苏过随行,苏迈留处惠州。”“过妻未随行”⑴。苏辙《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》也云:“东坡先生谪居儋耳,置家罗浮之下,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。”苏过与苏轼在儋州,吟诗作赋,自我娱乐。苏过有诗《椰子冠》《己卯冬至,儋人携具见饮,既罢,有怀惠许兄弟》《五色雀和大人韵》等。苏轼有诗《上元夜,过赴儋守召,独坐有感》《过子忽出新意,以山芋作玉糁羹,色香味皆奇绝。天上酡酥则不可知,人间绝无此味也》《用过韵,冬至与诸生饮》《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》等。
以上举例证实东坡南迁时,苏过就在其身边侍候。据《苏轼年谱》记载,苏过在京师的时间只有元祐元年(1086年)至元祐四年(1089年),后来,因苏轼往返于杭州、颍州、扬州等地任职,元祐六年至元祐八年,则有时进出于京师。苏过在京师时,正是苏轼受到重用,官居高位之时,并非南迁时。
绍圣元年(1094年),苏轼与苏辙命交厄运,接连降职。孔凡礼《苏辙年谱》记载,绍圣元年二月二十六日,“苏辙除端明殿学士,知汝州”。这一年四月,十一日,苏轼降英州,六月初五,苏辙降左朝议大夫,知袁州。同月“十二日,得袁州告,离汝州,赴袁州,留家颍州。”苏辙接二连三遭受降职。苏辙《和迟田舍杂诗九首·引》云:“吾家本眉山,……仕宦流落,不能复归。中窜岭南,诸子不能尽从,留之颍川,买田筑室,除饥寒之患。又据苏辙《次迟田韵二首》云:“老谪江南岸,万里修烝尝。三子留二子,嵩少道路长。累以二孀女,辛勤具餱粮。”三子,指苏辙的三个儿子苏迟、苏适、苏远。苏辙被贬岭南,长子苏迟和次子苏适留颍川,只有三子苏远与苏辙同行。二孀,即两位守寡的女儿。苏辙《卜居赋》云:“既而,自筠迁雷,自雷迁循,凡七年而归。”“万里谪南荒,三子从一幼。”⑵
这样说来,“东坡南迁”时,苏轼的儿子们、苏辙的儿子们都不在京师。苏过《己卯冬至,儋人携具见饮,既罢,有怀惠许兄弟》诗可再作旁证。惠,即惠州;许,即许州,古称颍川。既然“苏氏两院弟子”都不在京师,那么,何来“东坡南迁,公麟在京师,遇苏氏两院弟子于途,以扇障面不一揖”的事发生呢?显然,“以扇障面”之说是无中生有。善良的学人被邵伯温们骗了几百年。
、苏轼晚年与李公麟的情感一如既往
苏轼“是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多种艺术才能和革新创造精神的杰出作家,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的文坛领袖”⑶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说苏轼的文学作品“浑涵光芒,雄视百代”。林语堂则说,苏轼“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”⑷。李公麟“好古博学,长于诗”,“雅善画”,“传写人物尤精”⑸,“世称宋画第一”⑹。
他们以诗画交往,磋商艺术,建立起深厚的友情,直至晚年两人情感一如既往。
(一)苏轼北归途中选择卜居时,意决往龙舒,为的是可以与李公麟时常见面。绍圣年间,苏轼遭受沉重的打击,一贬再贬,最后到了海角天涯。苏轼遇赦北归,究竟到哪里安居,他曾考虑去舒州、颍昌、常州,举棋不定。据孔凡礼先生考证,苏轼北归时首先考虑安居舒州。他在给李惟熙信中说:“偶得生还,平生爱龙舒风土,欲卜居为终老之计。”⑺后来苏轼到了韶州,李公麟弟弟李公寅时为韶州通判,劝苏轼在舒州住下来,苏轼卜居舒州的愿望更加坚定。按常理,苏轼与李公麟情感淡薄,甚至恶化了,决不会有“遂见伯时为善”⑻的想法。
(二)当苏轼北归途中听说李公麟患病,马上去信问候。苏轼与李公麟的交情,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,李公麟是“势力之人”。苏轼有一则北归途中写给李公寅(亮工)的信最能证明苏轼与李公麟晚年的深厚友情:
某乏人修状,手启为答,幸望宽恕。见孙叔静,言伯时顷者微嗽,不知得近信否?已全安未?余非面莫究。⑼
苏轼北归途中听说李公麟“顷者微嗽”,十分牵挂,便立马投书问候,并表示未能亲临问候的内疚。没有深厚的交情,能说出这样的话语吗?如果苏轼晚年对与李公麟没有好感,苏轼也没有必要在此假仁假意,讨好李公寅。苏轼不是这种人。这些都是苏轼书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,决不是别人笔记的传说。
(三)绍圣四年(1097年)三月间,苏轼为李公麟所画《三马图》作赞。苏轼谪居惠州,“阅旧书画”,想起“尝私请于承议郎李公麟,画当时三骏马之状”,“追思一时之事,而叹三马之神骏,乃为之赞”⑽。苏轼远谪岭外,李公麟在京师时画三骏马之事仍萦绕于胸间,旧情难忘。
(四)苏轼北归途中作《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》《李伯时画其弟亮工〈旧隐宅图〉》表达对李伯时的友情。苏轼北归时,李公麟正在舒州养病。他在《次韵韶州倅李通直二首》其二云:“青山只在古城隅,万里归来卜筑初。会见四山朝鹤驾,更看三李跨鲸鱼。”李通直,即李公寅。“三李”指李公麟兄弟及李元中。他们三人同登进士,故有“跨鲸鱼”之说。从诗意看,苏轼只是想象公寅也回来,一起盘桓,享受龙眠山的风光。苏轼没有到达舒州,只不过表示一种急切的心情,仿佛自己已经到了舒州。孔凡礼说,“足见其向往龙舒之深”⑾。此诗透露出苏轼对李公麟的思念,一种友好的情感在字里行间回荡。苏轼在常州病逝,距离韶州次韵李公寅的诗只不过七个月。如果李公麟是薄情人,苏轼还会远在岭外海外想念他吗?
苏轼最后没有卜居舒州,并不是因为李公麟的薄情,究其原因有三:一是苏辙的苦劝。他说:“今得子由书,苦劝归颍昌,已决意从之矣。”⑿苏轼兄弟情同手足。苏轼在《初别子由》云:“岂独为吾弟,要是贤友生。”苏辙在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则云:“抚我则兄,诲我则师。”兄弟相聚,是他们的共同愿望,但是,苏轼后来没有去颍昌,那是因为他考虑靠近京师,怕再受打击,不适宜居住。二是苏轼在常州有田产,舒州则无。苏轼当初打算卜居舒州,曾希望李惟熙在舒州帮他置一点田产,但此事没有实现。三是常州有着浓郁的风土人情。苏轼《踏莎行·荆溪写景》赞美常州风光:“山秀芙蓉,溪明罨画,真游洞穴沧波下。临风慨相斩蛟人,长桥千载犹横跨。”常州还有钱济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。据当代学者考证,苏轼曾十四次涉足常州。他爱上常州,曾向朝廷上书《乞常州居住表》。
孔凡礼在《苏东坡与舒州》对苏轼放弃卜居舒州,作出客观的论述,表达一种惋惜,未见说是因为没有可靠的朋友。
(五)李公麟为落难天涯的苏轼画《东坡与春梦婆》《东坡笠屐图》,以图像留下苏轼在儋州的风雅轶事和笠屐韵事。苏轼曾作《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》称赞李公麟画艺超卓,为确立李公麟的绘画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。李公麟与苏轼的交往,则以画传递情感。近代著名的学者、教育家曹树铭的专著《李龙眠之研究》特立一章《李龙眠写东坡真相》评述李公麟写的“东坡五相”。“东坡五相”,即《东坡在扬州与刘贡甫、孙巨源及刘莘老对笔研》《东坡在徐州祈雨》《东坡携客游赤壁》《东坡与春梦婆》《东坡笠屐图》。李公麟为东坡画相,还有散见于史籍的《按藤杖坐盘像》《西园雅集图》《金山画像》等。曹树铭在《李龙眠之研究》中说:“因为东坡和龙眠不独生同时,官同朝,而又爱好相同,友谊密切,所以龙眠写东坡的相,不应当作一般人物的画论,而应当作写真,不论龙眠是当着或背着东坡而写。”曹树铭晚些时候的专著《东坡词编年校注及其研究》也附有他收藏的李公麟画的《东坡笠屐图》。此图上也有李公麟的题词笔迹:“先生在儋,访诸梨(曹树铭考“梨”与“黎”通用),不遇。暴雨大作,假农人箬笠木屐而归。市人争视之,先生自得幽野之趣。”曹树铭在本书插图中注释:“龙眠于元符三年因病致仕,前图(指《东坡与春梦婆》——笔者)及此图俱系东坡在儋州时事,且无论从笔触及题字言,证之元汤厚《古今画鑑》所称:‘伯时暮年作画苍古,字亦老成。余尝见徐神翁像,笔墨草草,神气炯然。上有二绝句,亦老笔所书,甚佳。’可必此数图为龙眠致仕后暮年之作。一九六四年编者旅游台北时,书家于右任氏盛称此五图题字高古遒劲,沈著之极,为宋人书中渠生平所仅见云。”李公麟是否首创《东坡笠屐图》,曹树铭的《李龙眠之研究》已做出令某些人失望的回答。其实,清代学者家翁方纲《复初斋诗集》也有李公麟画《东坡笠屐图》的记载。他在《朱兰嵎临龙眠画东坡笠屐图,山阴朱兰圃复摹帧,载题其后》云:“妙手一视之,浩气千秋亘。岂惟酒非嗜,抑且诗其剩。剡藤粉本摹,正色寒芒迸。不敢轻挂壁,瞻近晨与暝。朱也复摹朱,虎贲非优孟。弗假观者题,自倚笔锋劲。”《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先生生日同人集苏斋像作》又云:“果有龙眠笠屐图,摹来江左人如晤。笔力挽回五百年,纱縠行边记初度。”两则信息证实《东坡笠屐图》为李公麟首画,朱兰嵎临摹。又清人杨钟义《雪桥诗话出集》也说“朱兰嵎临龙眠画《东坡笠屐图》,山阴朱兰圃复摹帧”。但是,有人却固执地否认李公麟首创《东坡笠屐图》,其主要理由是没有李公麟的《东坡笠屐图》真迹遗存于世。我曾写过一篇题为《谁是〈东坡笠屐图〉的首创者》的文章,当时手头上没有李公麟《东坡笠屐图》的真迹(影印件),现在曹树铭收藏的这幅李公麟的真迹《东坡笠屐图》(影印件)已摆在案头。曹树铭长期研究李公麟,他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,真实可信。根据曹树铭的研究,李公麟还另写有《东坡笠屐图》。《东坡笠屐图》为李公麟首创,证据确凿,有人说什么《东坡笠屐图》为“琼州人”首创,那才是“子虚乌有”。
三、正史对李公麟的评价
《宋史·李公麟传》给李公麟作出高度的评价:“襟度超轶,名士交誉之。”这两句的大意是,李公麟胸襟气度超脱,名流雅士交口称誉他。黄庭坚称李公麟“其风流不减古人。”⒀正史的记载是正面的,未见劣迹记载。然而,正史“名士交誉之”的称赞到了笔记则变调为“以扇障面不一揖”的指责。有人信以为真,仅凭这则笔记信息,便把李公麟一棍打死,有失公允。
邵伯温的记载,他并非亲睹,只是听“晁以道言”。 其实,前人的笔记有许多记载并不真实。譬如,邵伯温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载:“东坡既迁黄冈,京师盛传白日仙去。”王若虚《滹南诗话》引晁无咎的话:“眉山公之词短于情。”《长水日抄》载:‘东坡谪惠州,林草制词,极其诋毁訾,云:“轼罪恶甚,论法当死,先皇帝赦而不诛,于轼恩德厚矣。朕初即位,政出权臣,引轼兄弟以为己助,自谓得计,罔有悛心。若讥朕过失,何所不容。乃代予言,诬诋圣考,乖父子之亲,害君臣之义。在于行路,犹不戴天;顾视士民,复何面目?”“虽轼辨足以饰非,言足以惑众,自绝君亲,又将奚憝?’”林,即林希。凡元祐名臣的贬黜制文,皆出自此人的手笔。事实证明这三则笔记皆为不实之词。尤其是第三则,其语言之恶毒,强加于苏轼的罪名,可谓罪大恶极。难道,我们也信以为真,以此来评价苏轼?对待古书上的记载,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,分析比较,去伪存真,不凭感情用事。
曹树铭在《李龙眠之研究》第二章《李龙眠的人品》对李公麟的人品也做出客观公正的论述。曹树铭引《宣和画谱》说李公麟“仕官京师十年,不游权贵门,得休休,遇佳时,则载酒出城,拉同志二三人,访名园荫林,坐石临水,悠然终日。”然后曹树铭接着说,“证明龙眠丝毫不要政治,他既和王安石做朋友,也和东坡及山谷做朋友。他把友谊的基础建筑在书画诗文方面,而把政治撇得一干二净。”正因为如此,李公麟当然不会有“以扇障面”的事发生,晚年还抱病为落难天涯的苏轼画《东坡笠屐图》《东坡与春梦婆》,“用他的圣手很忠实很神妙地描绘”⒀,为历史留下苏轼晚年感人的形象。
“以扇障面”是一桩历史公案。通过上述举例分析,应该作出公正的结论:“以扇障面”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谎言。现在值得我们冷静深思:为什么这则失实的笔记流传几百年不被识破?其中是否有什么隐情?
到时候了,对给李公麟脸上抹黑的言论应推翻,还历史一个真面目。
释:
⑴孔凡礼:《苏轼年谱》北京:中华书局  1998年版
⑵苏辙:《苏辙集》《次远韵》北京:中华书局 1990年版
⑶朱靖华:《苏轼论》 北京:京华出版社 1997年版
⑷林语堂:《苏东坡传》 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
⑸《宋史·李公麟传》 北京:中华书局 1977年版
⑹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 主编:《苏轼全集校注》卷二十八 石家庄;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
⑺⑻孔凡礼点校:《苏轼文集》卷五十八 北京:中华书局 1986年版
⑼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 主编:《苏轼全集校注》卷五十八 石家庄;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
⑽苏轼:《苏轼文集》《三马图赞》北京:中华书局  1986年版
⑾孔凡礼:《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》《苏东坡与舒州》 北京:学苑出版社 1999年版
⑿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 主编:《苏轼全集校注》卷六十 石家庄;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
⒀曹树铭:《李龙眠之研究》《大陆杂志史丛书》第四辑第四册  大陆杂志社1975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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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野老放歌 发表于 2017-2-10 11:25 | 显示全部楼层
对原作作了一些补充调整,重发,请各位指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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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天客 发表于 2017-2-13 18:02 | 显示全部楼层
又读 野老放歌 好文章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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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野老放歌 发表于 2017-2-15 06:09 | 显示全部楼层
谢谢问天客的鼓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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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野老放歌 发表于 2017-3-2 13:42 | 显示全部楼层
[color=Red]最近查阅曹树铭的《东坡词编年校注及其研究》一书,发现他收藏的李公麟画的《东坡笠屐图》。图中有李公麟的题词:“先生在儋,访诸梨(曹树铭考“梨”与“黎”通用),不遇。暴雨大作,假农人箬笠木屐而归。市人争视之,先生自得幽野之趣。”图下有曹树铭注释:“龙眠于元符三年因病致仕,前图(指《苏东坡与春梦婆》——笔者)及此图俱系东坡在儋州时事,且无论从笔触及题字言,证之元汤厚《古今画鑑》所称:‘伯时暮年作画苍古,字亦老成。余尝见徐神翁像,笔墨草草,神气炯然。上有二绝句,亦老笔所书,甚佳。’可必此数图为龙眠致仕后暮年之作。一九六四年编者旅游台北时,书家于右任氏盛称此五图题字高古遒劲,沈著之极,为宋人书中渠生平所仅见云。”曹树铭对李公麟研究造诣极深,有专著《李龙眠之研究》。因此,这位近代著名学者、教育家收藏的这幅《东坡笠屐图》为李公麟的真迹,真实可信。
这段话,证明李公麟首创《东坡笠屐图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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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野老放歌 发表于 2017-3-29 06:17 | 显示全部楼层
希望网友交流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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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要流 发表于 2017-4-1 09:27 | 显示全部楼层
详尽,细致很好的历史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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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野老放歌 发表于 2017-4-22 06:15 | 显示全部楼层
谢谢江要流等网友的关注与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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